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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伪是大敌（第5页）

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

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

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

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

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

操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

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

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

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

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

我觉得他一针见血。

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

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

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

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

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

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

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

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

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

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