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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第1页）

千古以来，咏梅诗文无数，即便是词令风行的宋时，描写梅花的诗作也是不胜枚数。

广为人知的自是王安石的《梅花》以及林逋的《山园小梅》。

而王棣随口诵出的这首《红梅》，则又是以另一种角度来描写梅花，也就使得这首诗显得别具一格。

整首诗可谓是意境高远，读来也是朗朗上口，尤其是高超的表现手法，更是令人赞叹；尽管是在描写梅花，但是很显然诗人在这里是另有所指。

文为心声，此诗当亦如此，虽写红梅，却何尝不是在写人性？

桃李莫相妒，人与人当亦如是；红梅高洁，未肯十分红，若换作人，亦当低调谦和，否则难免为世人所误，悠悠众口，又哪能事事迎合？

照理说，王棣这种年龄是绝能写出这般富有哲理性的诗句，但外人联系到他的身世，倒也不曾置疑——王相公的经历、遭遇摆在那，到现时旧党执政，介甫先生苦心孤诣经营的新法革新局面土崩瓦解，于某一部分人而言，实是人生之殇。

纵观王安石家族，祖父王用之曾任卫尉寺丞，叔祖王贯之是咸平三年进士，父亲王益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

到了他同辈，兄弟七人尽皆出仕为官，有四人进士及第，临川王氏与眉山苏氏乃绝世双骄也。

惜哉的是，及至安石子侄辈，原本就子息不盛，唯有位列“临川三子”

之一的王雱惊才绝艳，偏偏天妒英才，余者皆不足道也。

至于孙辈，子男七、八人，最长者刚加冠礼，年幼者尚牙牙学语，除了王桐少有才名，余者泛泛。

而让东坡居士赞誉有加的王棣，则经年无音讯。

世人看在眼中，皆言王氏后继无人也。

一首《红梅》横空出世，乍然将王棣带回了世人面前。

江宁是王氏的大本营，前有王益任通判，其后王安石、王安礼相继出任知府，在这方土地，王家的一举一动都颇受关注。

“王家宝树”

终于在公众面前崭露头角，有人欣慰开怀，有人乐见其成，自也有人不以为然甚至满怀恶意的质言诽谤。

但无论如何，王棣算是再度出名了。

只不过，在词风鼎盛的本朝，《红梅》这样的一首诗也掀不起太大波澜。

曲子词曲子词，原本就极适合诵唱。

大宋建国百三十年，至神宗朝时，城市人口三成余，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时人便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之赞。

社会经济发达，各种乐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而催生出词作，至有井水处皆唱词令也。

时下最为知名的词人当数苏轼、晏几道、秦观、周邦彦几人，青楼章台、平康行院多唱其词。

文人作诗词供歌伎演唱歌舞侑觞增添娱乐，歌伎慕名请文士写诗题词，以此抬高身价。

此乃风流雅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的柳永，“叔原妙在得于妇人”

的晏几道，莫不如是。

浅吟低唱如柳三变，纵使奉旨填词，亦能唱彻乐坊。

时下以苏词为最尊，亦为之宗，然激者最喜者仍是秦少游、周美成。

无他，东坡居士之词大多不适。

“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此寥寥数十字评说在元佑五年自金陵始，短短数月传遍大江南北，首功当推聂胜琼。

初二那日，“寒烟阁”

头牌姑娘一直跟随王棣左右，听其言观其行，或微蹙柳眉，或凝眸细思，目光多在王家三郎身上，纯洁如梅。

临别前，她走到王棣身前，大大方方的邀请王家少年郎前去“寒烟阁”

听曲，又说有不情之请，希望王三郎能为她填阙词。

这在王棣听来只是觉得有些奇怪，毕竟是初次见面，不熟的好不好，还真是不情之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