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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终南捷径 下（第7页）

其实以石越的本意，则全然没有在乎诸如水泥、红砖这样的东西。

之前棉纺、印刷，以及几本书著作的发行，那都是他有意为之，他也相信这些东西是他扭转时代之轮所必需的助力，凭借着他对历史的了解，自然明白棉纱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而印刷业，无人不知道“谷登堡星系”

，那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几本著作的发行，不仅仅是为自己博得一个地位，也是为了慢慢的影响人们的思想——这些都是他为了实现自己抱负而有意为之的东西。

至于水泥、红砖能改变什么，他可能想都没有想过……不过当他亲眼看到自己“发明”

的东西能够派上用场的时候，心里那种成就感，和写成一本书之后的感觉，并无二致。

……

整个人沉浸在一种“终于建好了”

的喜悦中的石越，高兴的和白水潭的村民们一起庆祝着，他到这个时候才告诉苏轼和王安礼，他打算在白水潭办书院，本月就要开始招生，希望他们到时候能来书院讲学，并要他们推荐一些知名的学者。

但是他显然不知道，在白水潭筹办书院的两个月里，朝廷内的新党旧党之争愈发激烈，司马光希望能够尽最后的努力劝说王安石，可以谨慎行事，然而却被王安石大义凛然的驳回。

他在经筵上给年轻的皇帝读他正在写的《资治通鉴》时，借题发挥，指着和尚骂秃驴，直说吕惠卿是巧言令色以惑国君的奸诈小人，把吕惠卿气得在心里头咬着牙齿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吕惠卿屡次在皇帝和王安石面前借机挑拨，想除掉司马光，报那一箭之仇，而司马光毫不在乎，继续请求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由此重重得罪了新党。

本来因为司马光名声很大，连辽国人也知道他是个能臣，所以皇帝一直能够优容于他，但他屡次进谏，终于让求治心切的赵顼认定了他是新法最大的绊脚石，是王安石所说的“异党之赤帜”

，也就是反对党的旗帜。

而司马光也终于认为自己和执政大臣道不同不相为谋，便想离开朝廷，到地方上去官，向皇帝请求外放，皇帝一气之下，竟然让他去永兴军做知军。

不料司马光也真是硬气，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按照宋代的惯例，朝中大臣去地方做官，在走之前有权利要求见皇帝一面，或为提要求，或为听指示，谓之“朝辞进对”

。

司马光在朝辞进对的时候，所说的居然还是要皇帝罢均输、青苗、助役三法。

皇帝岂能不悖然大怒，这个老头真是顽固一般的坚固呀！

司马光现在还在汴京，因为他毕竟是名臣，皇帝也不愿意逼他太甚，他便是在汴京拖上两三个月不去上任，也没有人会说他。

这几乎已经是宋代的一种惯例了。

与司马光同样遭遇到大麻烦的是苏轼，居然有人污告他卖私盐！

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摆明了是一种政治陷害，而阴谋的主角，又一次是新党。

当苏轼穷困之时，大臣韩绛赠银三百银，他都没有接受，此时居然被指贬私盐、丝木求利，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而他不接受韩绛的赠银，也被看成是表面上的沽名钓誉之举。

皇帝甚至当着司马光的面说：“苏轼这个人不是好人。”

遇到这种百口莫辩的事情，苏轼也只能束手无策。

明明人家要陷害于你，而且摆明了禀承朝廷执政大臣的心意，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自己到底不过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官吏，虽然略有文名，却比不上司马光声名远播，碰上这种时刻，他也只能心灰意懒，听天由命，偶尔写点诗文发发牢骚。

毫不知情的石越把自己的门帖递给苏府的管家之时，才发现苏家上上下下，眉间都略带愁容。

他和苏轼算是颇有交情了，见了面也不客套，便直问缘由，苏轼把前因后果说一遍，完后反而笑道安慰石越：“此不过庸人自扰而已，便是君实（司马光的字），亦未必有事，王附马和我说，已有人找太皇太后和太后说去了，皇上亦不过一时受人蒙弊，子明皆不可因此而灰心，失了上进之意。

当此之时，忠臣义士，更应当挺身而出。”

他口中的王附马，是宋代著名画家王诜，和苏轼私交甚好。

石越想了半天，暗暗叹道：“果然走到了这一步，哎……”

一时嘴快，竟然脱口而出：“司马光罢知西京留守，改不了的命运。”

苏轼瞪大眼睛望着石越，问道：“你怎么知道？现在是罢知永兴军呀？”

石越自知失言，只好圆谎：“旁门左道，子瞻兄幸勿外泄，小弟一时失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