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 不过,汪精卫讲话的关键,还在后面这句话:我看了蒋先生辞职后的一篇告国人的文字,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的演讲,认为蒋先生与我同心,余愿与蒋先生精诚合作,共赴国难,挽大厦于将倾。
就这样,把对日绝交政策骂成是“国必析”的危机,那么下野的蒋介石重新出山,就不是争夺权力,而变成力挽狂澜了。而汪精卫也可以自然而然的以阻止对日绝交政策,同心抒国难为理由,完成由蒋介石的仇敌到合作伙伴的华丽转身。
1月17日,两个从北伐开始就相互对抗,互相视为仇敌的超级大佬在杭州相会。谈笑间,在风景旖旎的杭州西子湖畔,国民党的一场权力重组就此敲定。接下去的一切自然都是走过场而已。
可惜刚回了南京准备准备大干一场的蒋汪二人没想到的是,在上海,日本人已经对于战事到了最后的引发阶段,先是日本僧人死亡,接着日本人又烧了三友实业社,1月21日,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又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以保护侨民为由加紧备战,并从日本国内向上海调兵。
而在这个国内政权最动荡的时刻,孙科自己怂了了。
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的同一天,外交部长陈友仁弃职而去,并发表声明痛骂蒋介石。
勉强能帮孙科撑起门面的外交部长辞职,财政又无法维持,外交政策又被蒋汪联手否决,行政院长孙科的日子也到了头,上海事件更是弄得他焦头烂额,此时他也只能黯然下台。
当然该做的门面蒋介石自然是懂得的,孙科辞职当天下午,南京中常会讨论孙科辞职案时决议:“去电孙科同志取消辞意,即日回京。”
并且推举出张静江、张继、居正三人前往上海催促孙科返回南京,随后又加派何应钦、吴铁城赴沪挽留,但孙科辞意坚决,拒绝见客。
此时谁都清楚,双方的行为不过都是虚应故事的表面文章罢了。孙科事实上已经走投无路,再也干不下去了。
据蒋作宾观察,孙科辞职的直接原因为:“汪精卫实有意取得政权,孙窥其意,故愤而辞职。”
对此蒋评论道:“国难当头,各怀异志,前途至可悲也。”
蒋作宾的观察并非毫无根据。当蒋、汪入京之初,蒋介石曾表示“政治由孙科主之,党务由汪兆铭主之,而己愿不受任何职务,以尽力相助,三人共同负其责,勉挽危局。然汪氏之意以为仅管党务,心中尚不足也。”
26日,蒋介石告诉汪精卫:“孙科无复函,行政院长不可虚悬,请兄速行组院,主持大政。中愿不受名位,竭诚相助。”同时,蒋介石还致电宋子文表示:“财政无人主持,请兄即夜入京相商。”
此时在上海,日本人却没停下脚步。就在蒋介石准备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回南京时,燃烧的导火索终于烧到了上衡只火药桶的边缘。
虽然还不知道日本政府已经拟定了对华的新方针,但是看到这份照会,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都意识到,日本人这回,包括政府,那是真想闹事了。
而上海市政府还发现,从25日开始,居住在虹口、闸北一带的的日本侨民大批迁移往法租界,一些日本侨民还在陆战队司令部领取枪支弹药,日本陆战队在租界街头设置铁丝网,堆放沙袋。
所有的迹象表明,日本人已经做好了中日开战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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