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六四章 一二八·淞沪战

央军校教导大队上校总队副兼步兵第一营营长。是数位总队副里面资历最浅的一个。

    说起来，在外人眼里，范杰升任上校一职有些不够资历，虽然名义给的升职原因是治军有方，大家也一直认为是前阵子范杰搞定军事演习的成果，对有些不满，但范杰的背景到是也让他们不得不服，尤其是一期学长中，酆悌，贺衷寒，邓文仪，曾扩情，俞济时这几位的支持，也没有多少人敢说闲话。

    毕竟此时校长面临下野之危，黄埔子弟都有些不安，升职反而有些安定军心的味道，更何况此时传来，警卫军要改编的风声，大家也就没有心纠缠在范杰这里了。而且另一件事的发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1931年11月12日，南京四全大会举行。这意味着蒋某人的下野终于走上了程序！

    开幕当天，蒋某人在主席台自我检讨今后“如何能救国救党”时，自信地表示：“是皆为余之责也，勿以环境险恶而灰心”，并感慨：“全国党员谁知余为党之苦心也。”

    从这两句话中就不难读出蒋某人虽已做好了下野的心里准备，但他并不甘心就这样老实都履行他在上海和谈期间对粤方所做的下野承诺。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呼声，蒋某人一度动摇过同粤方的对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弃内争，专心抗日。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作为一国政府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是难以忍受的。

    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会尚未结束，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就曾表示：“余决心率师北上，与倭决战。对内则放弃选举竞争，诚意退让，期与粤方合作，一致对外。”当晚，蒋某人令负责同粤方谈判的宁方代表陈铭枢，赴上海邀请已从粤方分化出来的汪精卫来京主持中央。

    对蒋介石此举，汪精卫当然是欢迎的，但他也有难言之隐。

    第二天，陈铭枢电蒋某人报告同汪会商结果：“钧座主张，汪先生极表同情。惟汪与哲生(孙科)有进退一致之成约，未便单独。顷汪已急电哲生，大意谓钧座见国难日亟，愿自任国防军总司令，即日出发，盼在汪、孙两人中请一人担任行政院长兼代主席云云，以征其同意。孙若同意，则汪先生依钧座意入京负责；孙不同意，则望以于右任先生代主席，汪个人可入京，并在可能范围内约粤方同志取一致。”

    此时，在上海的李石曾也积极同汪精卫联络。李石曾致电吴稚晖、张静江报告汪之最新动态：“精卫兄今早来谈，意谓介公须俟妥洽后，若下野果能生效而后方可实行，万不宜冒然下野，既无益于妥协，反致益增纷扰。”

    蒋介石让出中央权力的举动，却遭到宁方内部几乎一致的反对，甚至连赋闲在沪的盟兄黄郛也深不以为然。

    11月18日，黄郛在日记中写道：“傍晚岳军(张群)来报告介石之新决定(让中央于汪，己则以国防军总司令名义出驻北平)，予深以为不妥。因此种形式等于对日宣战(最少亦可为谓对日备战)。在此国联尚未绝望之时，似尚不可孤注一掷，举国以殉也。”

    范杰在听了师兄酆悌转来的会议内容后，笑了笑，校长蒋某人的性子是怎么样的，别人不清楚，他还不清楚吗。所谓的北上抗日不过是个幌子罢了，张小六子一直不同意中央军北上，就是怕了蒋某人的手段，尤其是现在东北军丢了东北，内部军心士气不稳的时候，蒋某人真要在此时分化瓦解东北军，张学良是没有多少号办法的，所以他一直在阻拦中央军北上。

    而最需要的还是拿出一些成绩来，而张学良的目光盯在了锦州。而此时在家中的范杰正想插把手的时候，枕头送了过来，七哥新度和姐夫彭襄还有徐悲鸿一起登门，不为别的，就在昨天，11月19日，中国诗人徐志摩空难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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